首先，问题的表述有误，清朝是旗人统治，并不是满族人统治。旗人中包括蒙八旗和汉八旗，此外还有内务府三旗，还曾将俘虏来的俄罗斯人编为一旗。
民族国家意识是后来才诞生的，此前虽有民族意识，但不像现代人这样带有强烈的“他者”的眼光。
比如雍正时，曾有三次“出旗”，给多余的旗丁田地，让他们成为普通农民，从此不再是旗人，出旗是为了精兵简政，其中汉军旗的人较多，但也有满军旗。
清政府对满人确有较多照顾，但到乾隆时，对穷满人已基本放任自流。
满人自视高人一等，歧视其他民族，在制度安排上。确实存在不同民族不同待遇的情况，但汉人与旗人有暗中流动的管道，且二者的分别越来越模糊。
比如晚晴重臣托忒克·端方，他被杀前曾承认自己是汉人，原姓陶。再比如曹雪芹，他是旗人，所以他死在免费住的旗房中，还曾在宗学中教书，《红楼梦》初期是在旗人中流传，汉人了解不多，当时文坛领袖龚自珍对《红楼梦》有评价，但一听就知他并没看过。目前能找到的《红楼梦》早期版本，都在旗人圈中流行，可曹是典型的汉人。
刘小萌先生曾对乾隆后北京八旗社会进行研究，并有专著，认为满汉通婚日渐增多、文化互相交融，远不是今天我们语境中所理解的“民族压迫”。
强调满清异族，源于“新清史”，将清朝视为拥有近代意识的国家，比如“国语骑射”，比如“下马必亡碑”，比如堪舆全图，都证明清朝统治者有近代民族国家意识，所以应从民族压迫的角度来理解清代。“新清史”确有新见，让人耳目一新，但常有生搬硬套之弊。
其次，康梁等恐怕也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立宪制。
清末时，满族、汉族、蒙族等已相处200多年，尤其是经康乾盛世，社会基本安定，事实证明，民族本身并不是问题，只有当外部环境恶劣时，民族才成了一个问题。
到康梁时，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持天下意识，并无多少民族国家意识，如果一定要用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他们，林则徐、曾国藩不也一样在为清廷服务吗？只能说，大家已和睦生存了许多年，彼此已成一体，有了共同的价值认同、文化认同，非要从现代人的民族国家观出发，投身于反满大业，这恐怕与历史的具体情境相悖。
如果非要纠缠于此，那么历史上有个纯粹的法兰西族吗？有纯粹的英格兰族吗？毋宁说，民族本身就是建构而成的，它与血缘无关，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认同相关，非要纠缠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那世界上“纯而又纯”的民族国家能有几个呢？
立宪与民族主义有一定关系，后者为前者提供合法性，但看康梁的奏折就可知，他们基本搞的还是法家那一套，对现代政治了解不多。
满清统治华夏267年，早已在文化上融于汉文化，但却空前加强君主专制，汉人先后经过剃发令，文字狱的荼毒，基本上臣服于满清的皇权，再加上政治上的满汉牵制限制，读书人，宦官仕子早也没有了满汉正统（华夷之辩）之分，很多在政治高压下已经被有意识的塑造成为皇权服务的奴才，在他们心中荣华富贵和生存才是第一位的，至于民族的危亡，国家的前途那是皇帝的家事，他们也不敢也不想管，正是由于满清皇帝成功的制止了华夷之辨，重新解释了胡汉正统的命题，才稳固地统治中国200多年，这与其超前的战略思维分不开，但也仅仅是作为入住中原的名分解释，要不然也不会经济发展，政治不断到退了
